徐梵澄（一九〇九至二〇〇〇）是古代學術史的傳怪傑物，特殊是，他長居南印度阿羅頻多修道院（Sri Aurobindo Ashram）二十七年，譯出一批印度經典，被譽為“今世玄奘”。但因國際學界對阿羅頻多活動清楚未幾，對徐師長教師的研討較少應用相干史料。實在，阿羅頻多活動是頗具範圍的世界活動，展開一百一十余年，有大量著作、日志、檔案和回想錄存世，足以復原徐梵澄與活動的關系。
一、阿羅頻多活動及其組織
懂得阿羅頻多活動，起首需懂得其精力魁首阿羅頻多（Aurobindo Ghose，1872-1950，也譯“奧羅賓多”）和“神圣母親”密那氏（Mirra Alfassa，1878-1973）。
阿羅頻多是古代印度風云人物，與甘地、泰戈爾并稱“三圣”，七歲赴英受教導，精曉希臘語、拉丁語、英語等語，二十一歲回國，投身印度自力活動，成為黨首，同時修習瑜伽。后被捕進獄，聽說獄中悟道，出獄離開反動，一九一〇年避居法屬殖平易近地當地管理（Pondicherry，徐譯“琫地舍里”），著作授徒，教授瑜伽，阿羅頻多活動由此始。
一九一四年，阿羅頻多結識了第一徒弟及精力伴侶密那氏。密那氏原是法國畫家，同年隨第二任丈夫拜訪當地管理，結識阿羅頻多，后參加活動。她年紀較長，又具才干，很快鋒芒畢露，成為第二魁首。一九二六年，阿羅頻多把院務交她處置，退隱著作，構成以阿羅頻多為精力魁首、由密那氏治理院務的二元格式。一九五〇年，阿羅頻多往世，密那氏兼任精力魁首和院務總管，一九六八年開辦烏托邦曙光村（auroville，徐譯“阿羅新村”），名譽鵲起，直至一九七三年往世。此后活動進進陡峭成長期。
阿羅頻多學派自視為哲學活動，但有必定奧秘主義顏色，更近古希臘哲學和宗教合一的畢達哥拉斯學派，與適用主義、存在主義、構造主義等懸殊。這與阿羅頻多的思惟有關。他以黑格爾“盡對精力”說、達爾文退化論和尼采“超人”說為借鏡，以自創“年夜全瑜伽”（Integral Yoga，也譯“綜合瑜伽”）為基點，重釋印度教吠檀多思惟，以為世界本體是先于世界存在的“精力”（“梵”），“精力”逐級降落，變為“超心智”（supermind，徐梵澄譯“超心思”），再變為“心智”（人類），再為“性命”，最后為“物資”；隨后再逆向重復從“物資”到“性命”到“心智”再到“超人”的“精力退化”過程，輪回不已。當今之世正值“超人”退化階段，“超人”有“超心智”，足以達致“梵我統一”；共享會議室但要擁有“超心智”，則需修習“年夜全瑜伽”。他盼望經由過程“年夜全瑜伽”增進人類向“超人”退化，發明一個同等烏托邦，徐梵澄歸納綜合為“瑜伽救世”。這也是阿羅頻多活動最后創立烏托邦的實際本源。
阿羅頻多稱本身的學說是spiritual philosophy，徐梵澄譯為“精力哲學”，凸顯了阿羅頻多以“精力”抗衡“唯物論”的取向；但原詞還包含阿羅頻多融匯東方退化論與印度靈修宗教的指回，也可譯為“靈修哲學”。小樹屋印度文明向多奧秘顏色，哲學也這般。阿羅頻多既是哲學家，又是瑜伽導師，而瑜伽本是實行“梵我合一”的修行方式，故他的哲學和宗教實難區分，行事亦頗多奧秘。最有名的神跡，徐梵澄《阿羅頻多事略》說起，是他在獄中“突然開悟……忽覺此身上舉，略略觸及空中，而浮空趺坐者久之，亦未嘗用力量也”。徐師長教師出生儒家，所述已是抑制，其他徒弟所憶，神跡更多。假如按宗教史來回類，阿羅頻多思惟，現代可回進狹義靈知派（Gnosticism，也譯“諾斯替宗教”），近代可回進十九世紀末的“新世紀宗教活動”（New Age Movement）。
密那氏的言行異樣具有奧秘顏色。她從小親近奧秘學，暮年還測驗考試“細胞瑜伽”（yoga of the cells），試圖達至不朽。往世后，美國徒弟阿妮兒（Anie）訪談多位同門，二〇〇四年出書了《金色之路：訪談修道院和曙光村的阿羅頻多和母親徒弟》（The Golden Path：Interviews with Disciples of Sri Aurobindo and the Mother of the Sri Aurobindo Ashram and Auroville），眾門生對密那氏奧秘氣力之贊美，不停于耳。徐梵澄很少語怪力亂神，但回想密那氏則稀有次破例。一次，他左肩風濕，問診有效，誘發牙疼，與密那氏相遇，對方“猛地一回頭，瞪了一眼，一道眼光射過去，歸去之后，牙也不痛了，臂也不痛了，竟如許古跡般地好了”。他后往返憶及此，對揚之水說“這眼光是一種力，一種宏大的精力之力”。徐梵澄皈依活動，母親的“精力之力”當是一年夜緣由。
阿羅頻多活動有兩年夜組織：一是修道院，二是曙光村（徐梵澄未進住曙光村，本文從略）。關于修道院的組織情形，徐梵澄《南海新光》有先容，茲不贅述，唯產權及供應制需做彌補。《南海新光》稱，一切衡宇及金錢，均回阿羅頻多和密那氏一切，門生“在任何事物上皆無權力，請求，或講話權。他們皆隨他的意思或留或往”。這類修道院形式，“從公元前若干世紀在印度早已有了……一切皆依乎‘教員’，終其身而止”。中印師徒關系的一年夜差別，是印度師尊權利極年夜，甚至跨越怙恃。阿羅頻多活動也這般，很多徒弟均稱對阿羅頻多和密那氏的情感勝過家人。阿羅頻多和密那氏依據門生天賦，調派他們從事各類任務，世人無不遵命行之。徒弟特蜜（Tehmi Masalawalla）回想：“圣母給我們任務，我們把一切任務獻給她。無人質疑此事，這天然而然，應當這般。”與此響應，師尊亦有保證徒弟基礎保存之責，故修道院實施配給制。據修道院出書的《母親傳》（Mother: A Short Biography），每月第一天是“繁華日”，密那氏給徒弟發放每月所需生涯物質。徐梵澄對揚之水說：“在印度丟了六塊手表。丟了以后，就給法國老太太寫個便條，再領一塊。有一次她給了我一塊很好的表，我趕緊退歸去了：這是很快就會丟的呀。”（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旬日）鄰人則回想：“母親偶然會給棲身修道院的人一些‘零花錢’，師長教師固然和其別人一樣接收了，但卻有些忸怩。”（朱璇：《徐梵澄當地管理廿七年事略》）
中國以家庭為本位，這種尊師制很難懂得，也很難接收。至南印度造訪徐梵澄的饒宗頤就以為修道院“相當于難平易近收留所”（《饒宗頤學述》）。揚之水也在日誌中抱不服：“這位法國（女）人很重視他的才幹，但現實上倒是將他作‘高等雇工’應用的：不開薪水，只包一切生涯費用。他著了書，出書后，也不給分文稿費，甚至書也不給一本的。”但是，這就是徐梵澄的生涯任務情境。
二、餐與加入阿羅頻多活動之一直
一九四五年十仲春，徐梵澄由公民當局派往印度泰戈爾國際年夜學中國粹院任教，院長為湖南人譚云山，他曾到訪修道院，見過阿羅頻多。徐梵澄或許是從譚處得知修道院，于一九五一年夏攜將來老婆游云山（一九一二至二〇〇四，后落發，法名曉云）拜訪修道院，打算訪學半年后前往噴鼻港。
此時，阿羅頻多往世數月，徒弟悲哀異常，又對遠景滿猜忌慮，若何持續推動活動，是密那氏火燒眉毛的要務。兩人的到來，成了密那氏對華拓展的主要人選。她舞蹈場地頓時採取兩人，開設漢文部，撥給一棟兩千平方米法度宅邸為任務室，令他們很是激動。密那氏習氣給徒弟賜花，兩人收到后均賦詩回謝。徐梵澄回的是二首盡句《圣慈賜一花供之怒放》（一九五一），其一云：“居南天竺無何事，花開花好花能圣。我有一花供圣人，圣自無言花自春。”游云山的是古詩：“Mother（母親）！你賜給我的花朵，我想應不是徒供觀賞。從那色彩與芳香所流露的，不外是最後的一個新聞罷了。而那后面的潛能，證實你是深深加庇于我了。”不久，密那氏給兩人分撥任務：徐梵澄譯阿羅頻多著作，游云山單身回噴鼻港，協助開辦噴鼻港的阿羅頻多學會。這個設定或許對兩人婚姻發生了必定影響：一九五五年前后，游云山離開活動，徐梵澄則留在修道院，兩人勞燕分飛，再未相見。
此后，徐梵澄在修道院單獨生涯了二十七年。他跟密那氏的關系，我們可從法國徒弟薩特普雷姆（Satprem，1923-2007）收拾的《母親說話錄》窺見一二。
薩特普雷姆也是密那氏選定的阿羅頻多譯者之一，原是“二戰”法國抵禦活動成員，后至印度參加活動，不單譯了阿羅頻多著作，並且寫有多部關于活動的論著，在歐美頗有影響。他收拾出書的《母親說話錄》，是活動的主要文獻。一九六二年十月三旬日，密那氏跟薩特普雷姆談到，徐給她寫信，稱翻譯是“技巧活”（mechanical task）。她開端不明其意，隨后認識到，把阿羅頻多譯為中文比譯為其他說話難，評論說：
此人是天賦（genius）！並且有體悟。我們很少面談，但我讀過他的信。他跟對方說：“假如你想要道家體驗，徑直來此棲身，即可親證老子哲學。”他是圣哲（sage）！
此人是天賦（genius）！並且有體悟。我們很少面談，但我讀過他的信。他跟對方說：“假如你想要道家體驗，徑直來此棲身，即可親證老子哲學。”他是圣哲（sage）！徐梵澄的另一個任務是作畫。他會中國畫，密那氏也是畫家，很觀賞他的畫。每逢密那氏誕辰，徐師長教師都作詩獻畫。密那氏初次抵達當地管理的三月二十九日，后是修道院三年夜節日之一。《徐梵澄文集·蓬屋詩存》今存《花樹》（一九五九）和《神圣母親來印度五十年事念》（一九六四），即為此節而作。
這闡明，密那氏重視徐梵澄；也闡明，兩人關系并不親近（薩特普雷姆每周拜見密那氏，形同母子）。這也合適徐師長教師的忸怩性情。密那氏年夜徐梵澄三十一歲。徐梵澄平生甚得師長扶攜提拔，前半生是魯迅，后半生是密那氏，無不感謝畢生，故密那氏交接的義務都極力完成。他后來跟揚之水回想昔時譯事之艱巨：“白天伏案，烈日滿室，居住之墻又為白色，熱更倍之，每抬臂，則見玻璃板上一片汗漬，直是頭昏昏然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
還要指出，密那氏與薩特普雷姆的說話產生于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疆沖突時代。這是徐梵澄來印后最艱巨的時代。那時，印度出臺《國防法》，受權當局可不經法令法式拘捕任何有嫌疑的華人，快要三千名華裔印度人拘禁于德奧里（Deoli）集中營長達五年之久。徐梵澄蒙受了宏大的精力壓力，饒宗頤于一九六三年到南印度造訪他，印象是“重逢憔悴在江潭”（《佛國集·別徐梵澄》）。他一九六〇和一九六六年兩度求往，密那氏都不準，當是密那氏呵護才得幸免。
由此，徐師長教師對印度政府有負面印象。回國后，揚之水問他：“印度好嗎？”答曰：“欠好。在印度有一句話，說是印度只要三種人：圣人，小偷，lier。”（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旬日）不外，阿羅頻多活動并非平易近族主義活動，很多徒弟（包含美國總統威爾遜長女）皆非印度人，且是精曉多門外語的精英。究其緣由，一是阿羅頻多學問廣博，胸襟廣大，激勵徒弟進修各文明精華。二是當地管理是法國殖平易近地（一九五四年被印度法理上發出，一九六二年現實發出），密那氏又是法國人。故他對印度政府的惡感，不影響他對活動的虔誠。
居印時代，徐梵澄還介入了密那氏掌管的曙光村工程，不單譯了曙光村《約章》，且著《南海新光》積極宣揚，稱：“這固然是一種新底光亮，給全世界開辟了無窮巨大底未來，正資人類向之邁進。”曙光村開建后，大量歐美嬉皮士聞風而至，進居于此，以為在曙光村出世的第一代即阿羅頻多所說“超人”。徐梵澄固然沒進住，但每周漫步顛末。由此，活動的三年夜部門——經典、修道院和曙光村，徐師長教師都是深度介入此中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密那氏往世，徐梵澄著《榮哀篇》，“澄依于法座二十有二年，三覲遺容，淚隕如瀉”，異常悲傷。掉往密那氏的支撐后，他處境日就衰敗，于“文革”停止后回國。但他回國的重要動因，是完成密那氏的囑托。回國前的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致信另一位餐與加入活動的華人邵教學嘉猷，談及譯著在印度出書艱苦：“諸人于此——Chinese section（漢文部），向例無有愛好。”同年四月二旬日，他致信中國年夜使館，稱本身之所以不懼“回國而煢獨無依”，旨在出書阿羅頻多和母親著作：“誠欲假此桑榆景光，付之棗梨剞劂，自謂其身可棄，其書可傳。”金克木也對揚之水稱：“徐請求回國的事……他提的前提就是要在國際出版。經研討后，批准接收。”
徐梵澄回國后出書的著作，重要是阿羅頻多和密那氏著作。而他譯《五十奧義書》和《薄伽梵歌》，也以阿羅頻多思惟為圭臬，屬于阿羅頻多學派“權勢范圍”。饒宗頤即指出：“后來他翻譯《奧義書》，用的是阿羅頻多（印度一個地域的小型教主）的思惟往說明，實在是不合適印度人那一套人心理論的。”他還拜托揚之水相助舞蹈場地出書阿羅頻多語錄《周天集》，稱“聯絡接觸了幾處（包含噴鼻港、新加坡），都碰了釘子”（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噴鼻港地域和新加坡均有阿羅頻多學會，徐師長教師“碰了釘子”，或是密那氏往世后，活動呈現資金艱苦）。現實上，他在印度出書《母親的話》，也是本身籌資。回國后，有熱情人代他搜輯晚期著作，協助出書，他并不熱情。但在回國十八年后、年近九十時，他還在為《母親的話》出書奔忙，作序贊美密那氏“超凡進圣”，“由常人而臻圣境成圣道”，臨終猶在校《薄伽梵歌論》的最后清樣。
徐梵澄此舉，在中國人看來是知恩圖報；但更重要的緣由，仍是他自視為徒弟，要養精蓄銳。法國徒弟薩特普雷姆也這般，密那氏逝世后，他擬收拾所有的《母親說話錄》出書，被修道院高層所阻，一九七八年憤而離往（徐梵澄同在此年分開），單獨收拾《母親說話錄》終了，才感到“我事已畢”，自在謝世。兩人所為長短常類似的。
三、阿羅頻多思惟之東傳
徐梵澄早年以譯尼采著稱，阿羅頻多受尼采影響極年夜，密那氏選他來譯阿羅頻多極有目光。不外，他譯尼采與譯阿羅頻多，性質分歧：譯尼采，是生計斟酌和魯迅催促；譯阿羅頻多，倒是徒弟任務和活動熱情。
徐梵澄的思惟，經過的事況過一個從釋教到阿羅頻多派的轉向。他早年主儒家，親釋教，往印度講解梵學前，還寫詩稱“儒釋待評量”（《飛印度講學留別諸友》其一）。后進修道院，親證其學，甘拜下風，最后投進活動。其他徒弟也有相似情形。好比，日裔美國人阿米瑞（Amrit）由於是japan(日本)移平易近，“二戰”時代被美國當局拘禁于集中營，從小對人世不服切齒痛恨，長年夜后參加基督教，投身平易近權活動，但一直不克不及擺脫，轉投禪僧鈴木俊隆皈依禪宗，仍是無法擺脫，又從japan(日本)轉赴印度，終極參加活動。只不外，徐梵澄是從禪宗到阿羅頻多，阿米瑞是從基督教到禪宗再到阿羅頻多。
徐梵澄回國后，因老友馮至催促，讀了一批馬恩著作，寫下如下一段筆記：“阿羅頻多，由馬克思唯物論不雅點若何或可否包容？”本來，阿羅頻多視“精力”為本體，否決唯物論，跟馬恩有間隔，讓他頗憂?。不外，阿羅頻多固然批駁迷信，卻不否認，只是要協調它與“精力”的關系。故徐梵澄最后也接收了唯物論，致信陸灝稱阿羅頻多“亦與唯物論無所牴觸，可以并行不悖”（一九九四年四月）。有時甚至以唯心主義者自居，如致信揚之水稱“我是唯物史不雅的”（一九八七年蒲月旬日）。
但他最謹記的，仍是阿羅頻多。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他為商務印書館撰阿羅頻多《神圣人生論》簡介，稱阿羅頻多不單超出印度教巨頭商羯羅、釋教諸高僧，並且超出近代歐美的康德、叔本華、弗洛伊德等諸家，只要柏拉圖可堪昆季，“蓋其欲起沉溺之學術，救印度之衰頹，用力至深且遠”。這個評價，連阿羅頻多也不會接收（他對康德推重備至）。徐梵澄平生謙虛內斂，不作虛言，此話發自肺腑。實在，這類設法在阿羅頻多徒弟里不罕有，薩特普雷姆即以為母親如達爾文、愛因斯坦，“是人類機密的發明者”。
阿羅頻多固然胸襟坦蕩，但也有本身的思惟系統，不然不成能自成一派，故徒弟也都是以阿羅頻多思惟為圭臬的。徐梵澄也這般，他最主要的兩部學術著作《孔學古微》和《陸王學述》，都以阿羅頻多思惟為基本來重釋儒家，實在是阿羅頻多思惟的中國化。《孔學古微》（一九六〇）是他以阿羅頻多重釋儒家的最後測驗考試，稱儒家的“仁”即超出個別的“精力之愛”（psychic love），即印度教“年夜梵之愛”，“正人”則是阿羅頻多所說的“超人”。三十三年后，又撰《陸王學述——一系精力哲學》（一九九三），選擇陸王心學為切進口，“聯絡接觸中國的理學于印度的瑜伽了，將二者融會，溝通”，“意在雙攝近代哲學與宗教道理而重建中國的精力哲學”，但以阿羅頻多學派為本位。對此，他并不諱言：
不才之所以倡導陸、王者，以其與阿羅頻多之學多有契合之處。
徐梵澄被稱為“今世玄奘”，兩者確有必定可比性：玄奘是釋教徒，傳佈了釋教；他是印度教阿羅頻多學派徒弟，傳佈了阿羅頻多思惟。國人之所以了解阿羅頻多，并有較深清楚，皆得益于徐梵澄，修道院亦明白將其列為阿羅頻多徒弟。近代以來，中國粹者往列國留學，成為列國學術巨匠之徒弟者，為數不少；徐梵澄的不平常，在他參加了一個融匯宗教、哲學及靈修于一體的活動，在其組織中生涯二十七年，介入生長，見證成長，養精蓄銳，譯述其著，促其東傳，不克不及不說是一個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