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后人論及趙爾巽，很不難聯想到他掌管編輯《清史稿》的故事，能夠還會記起他在日俄戰鬥后期出任盛京將軍，折沖樽俎于兩年夜外強間，終極在辛亥反動后下野、隱居青島的舊事。多年來，學界同仁在研討趙爾巽時，很是器重其信函、電報和奏折，其私家檔案以縮微菲林的情勢收錄于中國第一汗青檔案館躲“趙爾巽全宗檔案”（以下簡稱“一檔館躲趙檔”）中。可以說，細致考索“一檔館躲趙檔”業已成為研討趙爾巽的要害道路。
關于“一檔館躲趙檔”，李鵬年師長教師曾撰寫《趙爾巽全宗檔案概述》一文，先容了這批檔案的源流情形：“趙爾巽檔案，聽說是由趙爾巽的后人保留上去，束縛后交給國度。一九六三年四月由山東省檔案館移交中心檔案館明清檔案部，現由中國第一汗青檔案館加入我的最愛”（李鵬年：《趙爾巽全宗檔案概述》，中國第一汗青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論文選編》，北京：檔案出書社，1985年，第406-430頁）。由此可知，“一檔館躲趙檔”源自后人捐贈，最後躲于山東省檔案館。此外，作者還提到：“此刻的趙爾巽全宗檔案，不是趙爾巽在各任時代的所有的檔案，因此，也紛歧定可以或許反應趙爾巽的所有的汗青運動”，提醒讀者追蹤關心“一檔館躲趙檔”之外尚不為人知的趙爾巽文獻。
筆者在上海藏書樓查閱近代文獻時，偶爾發明一批館躲“趙爾巽遺稿”，這批遺稿總頁數跨越一萬頁，簡直可以視作“一檔館躲趙檔”之外的另一股文獻源流。這批“趙爾巽遺稿”共有6種：（1）《趙尚書電稿》，底稿，總76冊，共4616頁，索書號：T28143-218；（2）《盛京軍署秘密函電稿》，底稿，總9冊，共264頁，索書號：T28219-27；（3）《趙尚書遺稿》，底稿，總1冊，共12頁，索書號：T28228；（4）《趙尚書奏議》，底稿為主、兼有檔案原件，總75冊，共7816頁，索書號：T28072-142；（5）《趙爾巽奏稿》，鉛印本，總1冊，索書號：線普長85689；（6）《趙爾巽電稿》，手本，總1冊，索書號：線普長465257。上述文獻年夜多以底稿情勢存世，探其源流可知，這批遺稿系由合眾藏書樓（上海藏書樓的前身）同人彙集、收拾而得，葉景葵在此經過歷程中出力甚多。
迄今為止，會商合眾藏書樓同人征集史料情形的研討結果業已不少，研討趙爾巽及其文獻的結果亦甚夥，但合眾藏書樓躲“趙爾巽遺稿”卻鮮為學界器重（本研討為論述方便，將上海藏書樓躲趙爾巽文獻統稱為“趙爾巽遺稿”。當下追蹤關心到上海藏書樓躲趙爾巽遺稿的研討者甚鮮，鄙見所及，僅有費志杰屢次應用這批資料展開近代軍械商業相干的研討，拜見費志杰：《試析晚清督撫在華洋軍械商業中的感化》，《中州學刊》2015年第4期；費志杰、邵先軍：《晚清軍品私運及其屢禁不止之啟事》，《軍事汗青研討》2016年第4期；費志杰、馮文杰：《近代西洋軍械運輸來華情況考略》，《近代中國》2022年第2期）。它們畢竟從何而來？為何會進躲合眾藏書樓？此中收錄的函電情形若何？本文擬從“趙爾巽遺稿”的批校、題跋以及葉景葵、顧廷龍的記敘進手，鉤沉1940年月葉景葵等合眾藏書樓同人加入我的最愛、收拾“趙爾巽遺稿”的舊事，并測驗考試廓清這批文獻的起源情形。
二
合眾藏書樓準備始于1939年，正值japan(日本)侵犯中國、搶奪中國文明遺產之時，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躲書家葉景葵“感于江、浙文物摧毀之烈，謀有以保留之。約張元濟、陳陶遺創設私立藏書樓，首出所躲為倡，名曰合眾”（顧廷龍：《葉公揆初行狀》，氏著：《顧廷龍文集》，上海：上海迷信技巧文獻出書社，2002年，第542頁）。藏書樓同人在抗戰時代普遍彙集文獻，從烽火中挽救了大批文明典籍。1953年，張元濟、顧廷龍決議將合眾藏書樓及其躲書募捐國度。次年，合眾藏書樓更名為上海市汗青文獻藏書樓，1958年并進上海藏書樓（沈津：《顧廷龍與合眾藏書樓》，上海藏書樓編：《顧廷龍師長教師留念集》，上海：上海迷信技巧文獻出書社，2014年，第25-51頁）。故而現在上海藏書樓古籍部和近代文獻部的躲書有相當一部門出自合眾藏書樓舊躲。
成立之初，合眾藏書樓的文獻多起源于同人捐贈。誠如顧廷龍起草之開辦合眾看法書所言：“為保留固有文明而辦之藏書樓，當以專門為范圍，集中氣力，成效易著。且葉揆初師長教師首捐之書及蔣仰卮師長教師擬捐之書，多屬于人理科學，故可即從此基本，而扶植一專門國粹之藏書樓，凡新出羽翼國粹之圖書從屬之。至近代天然迷信冊本及西文冊本則均別存，以清端倪。不然各類冊本兼收并蓄，成通俗藏書樓，卒至汗漫無回”（顧廷龍：《張元濟與合眾藏書樓》，氏著：《顧廷龍文集》，上海：上海迷信技巧文獻出書社，2002年，第556-562頁）。正是以，翻閱館躲目次便可見張元濟、蔣抑卮、李宣龔、陳叔通、顧頡剛、葉景葵等合眾藏書樓同人捐贈的文獻條目。
這些捐贈文獻中包括有大批清末名人的日誌底稿、手本及手札、電報稿，很多是顧廷龍、張元濟、葉景葵同等人從素交、友朋處征集而來的。較為有名者有《汪豐年師友書札》，關于其進躲史，顧廷龍云：“一九四二年秋，合眾藏書樓與葉揆初師長教師先后移進新屋。揆老退居多暇，有時緩步徐行，拜訪四周親朋。一日至汪振聲君家，見其檢置材料一年夜堆，詢其作甚？則曰將以廢紙棄往。蓋深恐japan(日本)侵犯軍隨時闖進搜尋，如被發明，必致繁殖禍根。揆老順手檢視，則皆汪穰卿師長教師師友所貽手札，而經其弟頌谷師長教師手加收拾者”（顧廷龍：《汪豐年師友書札跋尾》，氏著：《顧廷龍文集》，第343頁）。此中，“揆老”即葉景葵，字揆初，號卷盦，浙江杭州人。收拾汪豐年手札的“頌谷師長教師”為汪豐年之弟汪詒年。可見，《汪豐年師友書札》能進躲合眾藏書樓，葉景葵挽救保留之功甚年夜。
相似的案例還有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誌》。為征集這部文獻，葉景葵出頭具名斡旋，“擬公函顏駿人之夫人，提議回合眾藏書樓保留，因仲玙之子，頗不更事，顏夫報酬仲玙胞妹，或無力量可以1對1教學成全此事。余到京應試時，與仲玙常往來”。此中“顏駿人”為顏惠慶，“仲玙”為孫寶瑄，葉景葵與孫寶瑄在會試時曾有往來，借著這一層關系，葉景葵出力斡旋加入我的最愛《忘山廬日誌》，只是終極“仲玙之子堅欲取回《忘山廬日誌》，謂將由己手編印，不假他力，因再向商借抄一副，如仍不允，祇好奉還”（葉景葵：《卷盦札記》，葉景葵撰、柳和城編：《葉景葵文集》中冊，上海：上海迷信技巧文獻出書社，2016年，第686、701頁）。
與此同時，葉景葵還非常追蹤關心親戚素交的家躲文獻。他在《卷盦書跋》中提到表親吳慶坻、吳士鑒的文稿：“向吳進思借得《補松廬文稿》七冊，《含嘉室文存》四冊。《補松稿》為吳子修師長教師慶坻所著，《含嘉稿》為其子綱齋士鑒所著，皆初稿未經編定者。子修師長教師為余表舅父，又為發蒙之師。綱齋為余表兄，長六歲”（葉景葵：《卷盦札記》，葉景葵撰、柳和城編：《葉景葵文集》中冊，第679頁）。取得吳氏父子的底稿后，葉景葵于1941年將之抄寫，以手本情勢保留（葉景葵編：《杭州葉氏卷盦躲書目次》卷四，上海合眾藏書樓1953年鉛印本，第27-28頁）。同時，葉景葵也很追蹤關心其堂叔葉瀚的文獻，在葉瀚手稿《塊余生自紀》封面，葉景葵于1940年題識云：“《塊余生自紀》二卷，先叔浩吾公手稿，侄景葵手裝”，并記載文獻掉而復得的坎坷過程：“此稿前已檢出，備交雜志社附印。滬西戰時，葵赴漢皋，為女仆撿置篋中，回來遍索不得，甚為悼惜。今夕檢理故紙，突然見之，喜出看外，急為裝訂，以待傳播，可以編進家譜也”（柳和城編著：《葉景葵年譜長編》，上海：上海路況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第985頁）。三年后，葉景葵復將葉瀚家躲冊本從杭州運到上海，遺憾的是這批冊本破損嚴重，據聞“杭州浩吾躲書九箱運到，理四箱，霉爛極多，須徐為之”（顧廷龍撰 、李軍、師元光收拾：《顧廷龍日誌》，北京：中華書局，2022年，第338頁）。上述舞蹈場地諸業績表白，恰是由於葉景葵盡力挖掘、征集文獻，致使合眾藏書樓得以加入我的最愛、維護大量近代名人的手稿，其盡力亦表現在征集“趙爾巽遺稿”一事上。
葉景葵在保留、收拾“趙爾巽遺稿”方面出力頗多，只是與偶爾發明的《汪豐年師友書札》分歧，“趙爾巽遺稿”盡年夜大都來自于葉景葵的加入我的最愛或征集。葉景葵自趙爾巽1902年護理山西巡撫時便擔負其幕僚，1905年趙爾巽任盛京將軍、1911年任東三省總督時代，葉景葵亦追隨其擺佈。對于這一段經過的事況，葉景葵在致其鄉試房師薛褧銘的信函中曾道：“受業由晉而湘而京師，皆佐趙次帥幕府。乙巳之歲，次帥受命渡遼，延調人才，百無一應。受業激于義憤，襆被相從。到奉之時，鋒鏑未已，委辦案牘，兼理糧餉”（葉景葵：《致薛褧銘函》，葉景葵撰、柳和城編：《葉景葵文集》下冊，第1304頁）。1927年趙爾巽去世，葉景葵撰挽聯曰：“生我者怙恃，知我者鮑叔；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葉景葵：《葉景葵雜著》，葉景葵撰、柳和城編：《葉景葵文集》上冊，第406頁）。以上諸端可征，持久跟隨，襆被相從的葉景葵是趙爾巽的親信幕僚，兩人甚有知音重逢之感。
或許恰是這一段親密的佐幕經過的事況致使葉景葵器重搜集趙爾巽的私家文獻，在他平易近國時代的躲書目次《卷盦躲書目次·分箱冊》中即記載了“趙爾巽遺稿”的加入我的最愛情形。此中“分箱目第五冊”記錄了大批“趙爾巽遺稿”的條目，分辨有：《趙尚書奏議》五冊；《趙尚書奏稿第四輯》一冊；《趙尚書奏稿第五輯》卅九冊；《趙尚書奏稿第六輯》一包；《趙爾巽原奏折片》一百零九件；《趙尚書遺稿》一冊；《趙尚書奏折》六件；《趙尚書奏稿（草稿）》一冊；《趙尚書奏稿（專件）》二冊；《盛京軍署秘密函電稿》九冊；《趙尚書東三省總督任往來電稿》四冊（葉景葵編：《卷盦躲書目次·分箱冊》，上海藏書樓躲，索書號：線善T29905-10，第410、413、443、485頁）。與當下館躲目次比對可知，上海藏書樓躲《盛京軍署秘密函電稿》《趙尚書遺稿》《趙尚書奏議》《趙尚書電稿》四種文獻皆出自葉景葵的加入我的最愛。
《卷盦躲書目次·分箱冊》中所記錄的“趙爾巽遺稿”條目
但是，經由過程葉景葵與趙爾巽之關系以及躲書目次，僅可揣度合眾藏書樓所躲“趙爾巽遺稿”中的一部門文獻來自葉景葵。至于這批遺稿是葉景葵擔負幕僚時代的保存文稿，抑或是葉景葵在趙爾巽過世后決心征集的結果，現在已不得而知。別的值得留意的一點是，《趙爾巽奏議》在《卷盦躲書目次·分箱冊》中的保留形狀多樣，或被按輯收拾、裝訂成冊，或以散件的形狀直接裝箱。這種保留形狀之所以呈現，與《卷盦躲書目次·分箱冊》編訂時合眾藏書樓同人尚未完成對“趙爾巽遺稿”的收拾不有關系。
三
在“趙爾巽遺稿”中，體量最為宏大者為《趙尚書奏議》。因是，葉景葵等合眾藏書樓同人先后屢次對這批文獻停止收拾，其情形見下表：
表一 合眾藏書樓同人對《趙尚書奏議》的收拾情形
《趙尚書奏議》第一輯書影
《趙尚書奏議》第四輯封面
可以看到，合眾藏書樓同人先后九次編纂《趙尚書奏議》，其收錄文獻時段重要從1902年趙氏護理山西巡撫起至1912年停止東三省總督任期止，囊括了他擔負處所督撫的各個階段。值得留意的是，固然這些文獻統稱為《趙尚書奏議》，其起源卻各有所長，部門為趙爾巽幕僚起草的草稿，部門為朱批奏折的原稿，還有一些直接粘貼《諭折匯存》中所收錄的趙爾巽奏折，更多的是合眾藏書樓同人謄抄的底稿，甚至還著名為“東三省督轅電報處來報”的電報稿。該電報稿共有827頁，從篇幅揣度，當為《卷盦躲書目次·分箱冊》中所記載的四冊《趙尚書東三省總督任往來電稿》，這批文獻能夠是在收拾、打包、裝箱的經過歷程中被放進《趙尚書奏議》中的。
別的，還有一些《趙尚書奏議》中的文獻由合眾藏書樓同人征集而來。例如葉景葵指出《趙尚書御史任內奏議》系趙爾巽擔負御史時親身撰寫，錄自《皇清奏議》，該文瑜伽場地本的起源分歧于其他奏稿，出自趙氏家眷：“庚辰（1940年），尚書後妻楊夫人去世，遺篋中取得此本”（葉景葵：《趙尚書御史任內奏議跋》，葉景葵撰、柳和城編：《葉景葵文集》中冊，第847頁）。而趙氏家眷對《趙尚書奏議》的往向亦頗具影響，趙氏奏議基礎收拾終了，預備另行存放時，尚須“候家眷批准”（葉景葵：《致顧廷龍函》，葉景葵撰、柳和城編：《葉景葵文集》下冊，第1149頁）。抗克服利后，合眾藏書樓同人征集遺稿的任務照舊連續，于1947年在趙氏青島故居中搜索到未刊奏折，并將之補進《趙尚書奏議》。
在藏書樓同人收拾《趙尚書奏議》之初，或許是由於文書體量過于宏大，很快便呈現了重復收拾、重復收錄的錯誤。1939年12月，葉景葵在《趙尚書奏議》底稿第四輯的封面上批注云：“《趙尚書盛京將軍任內奏稿》一冊。第四次輯。附御史折一件、山西護撫折一件。與前三輯有重出者，應重編”（柳和城編著：《葉景葵年譜長編》，上海：上海路況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第960頁）。關于第四輯所收文獻，葉景葵復于1944年再次批注云：“第四輯各折片均已載于第一輯內”（葉景葵：《趙尚書奏議第四次編錄題識》，葉景葵撰、柳和城編：《葉景葵文集》中冊，第944頁）。上述批注應該是葉景葵在收拾趙遺稿時的備忘，提醒第四輯重要為“趙尚書盛京將軍任內奏稿”，與第三輯存在內在的事務重復的情形，且第四輯所收折片與第一輯近乎雷同。由此一例可以想見，在合眾藏書樓同人分批收拾《趙尚書奏議》時，各輯所收文獻存在重復的情形，葉景葵在1940年月初即認識到該題目。
在完成對《趙尚書奏議》的初步收拾后，葉景葵著手編輯奏議目次。《杭州葉氏卷盦躲書目次》中曾記有“《趙尚書奏議目次》一卷，附《趙年夜臣奏議目次》一卷，平易近國杭州葉景葵（揆初）編，平易近國三十三年手底稿，一冊”（葉景葵編：《杭州葉氏卷盦躲書目次》，上海合眾藏書樓1953年鉛印本，第23頁）的字樣。同時，據《卷盦札記》所述，葉景葵“編《趙尚書奏議目次》竟，未分卷，附《趙年夜臣奏議目》一卷。自往秋至今始寫成”（葉景葵著：《卷盦札記》，葉景葵撰、柳和城編：《葉景葵文集》中冊，第718頁），在《目次》的封面亦上寫有“葉景葵編纂，甲申三月清明寫完”的批注（葉景葵輯：《趙尚書奏議目次七卷附趙年夜臣奏議目次一卷》，1944年底稿，上海藏書樓躲，索書號：T03401，封面頁）。聯合上述三則信息可知，葉景葵編訂目次當始于1943年秋，脫稿于1944年清明，此中《趙尚書奏議目次》為趙爾巽奏議目次，《趙年夜臣奏議目次》為乃弟趙爾豐的奏議目次。
收拾《趙尚書奏議》之外，合眾藏書樓同人還出力于從其他處所輾轉彙集趙爾巽的文獻，此中《趙爾巽電稿》即為顧廷龍委托燕京年夜學藏書樓代為轉抄的手本。顧廷龍1940年2月20日日誌云：“燕抄《趙尚書電稿》來，計一萬三千字，紙五角，每千字四角，外酬二元”（顧廷龍撰，李軍、師元光收拾：《顧廷龍日誌》，第52頁。需求留意的是，顧廷龍固然在日誌中稱之為《趙尚書電稿》、《趙爾巽電奏》，但現實上手本的封面落款為《趙爾巽電稿》）。“燕”者，即為燕京年夜學藏書樓，在合眾藏書樓與燕京年夜學藏書樓的“館際借還”記載中亦有：“本館托從彼躲外務部電檔中鈔錄《趙爾巽電奏》一冊。本館代彼鈔補《肅皇外史》二卷、《知希庵集》、《不遠堂集》”（《一個藏書樓的成長——從合眾藏書樓到上海藏書樓》，顧廷龍撰 、李軍、師元光收拾：《顧廷龍日誌》，第665頁）。上述記載提醒，合眾藏書樓躲《趙爾巽電稿》為手本，共一萬三千字，由顧廷龍委托燕京年夜學藏書樓編錄館躲外務部電檔而得。
相較之手本《趙爾巽電稿》，底稿《趙尚書電稿》多達76卷，分為來電簿和往電簿，下設吏科、禮科、邊務墾務、平易近政旗務、度支、軍政、法科、農工商、郵傳、交涉等分簿，皆為趙爾巽東三省總督任上的電報稿，且《趙尚書電稿》上并無葉景葵或合眾藏書樓的躲書印，亦無合眾藏書樓同人收拾批注的陳跡（趙爾巽撰：《趙尚書電稿》，上海藏書樓躲，索書號：T28143-218），應該與合眾藏書樓時代征集、進躲的“趙爾巽遺稿”有關。尚需贅述的是，上海藏書樓還躲有一冊鉛印本的《趙爾巽奏稿》，該奏稿凡19頁，僅收有兩份護理山西巡撫任上的奏折，封面有“元和徐麐石識”字樣，無葉景葵或合眾藏書樓躲書印（趙爾巽撰：《趙爾巽奏稿》，上海藏書樓躲，索書號：85689），與合眾藏書樓同人收拾的“趙爾巽遺稿”當不屬于統一源流。上述兩類文獻未見諸葉景葵的躲書目次，亦未見諸上海市汗青文獻藏書樓的躲書目次（上海市汗青文獻藏書樓輯：《上海市汗青文獻藏書樓躲書目次》，1957年，上海藏書樓躲，索書號：線普420868-79），或于上海藏書樓時代征集而得。
除《趙尚書奏議》、《趙尚書電稿》兩類內在的事務複雜的文獻，合眾藏書樓還躲有一份12頁的《趙尚書遺稿》，其內在的事務為詩稿。《遺稿》先容云：“既補詩稿匯存刻集，計舊京府中抄來六頁，又刷印一紙，滬抄松月印存題詩一頁”（趙爾巽撰，趙鳳昌輯：《趙尚書遺稿》，上海藏書樓躲，索書號：T28228，第2頁）。交流對于該底稿，葉景葵撰寫題跋先容其起源：“此趙竹君師長教師鳳昌所輯趙尚書詩稿，并告余曰：已在遺產中提出白銀二千兩，作付刊之資，托余代辦。余以尚可續有搜輯為詞，收其稿而未領其款。不多，竹君物故，其子叔雍迄未將款送來，今已作階上囚矣。竹君圖報良知之愿，迄未能完成，可慨也！丙戌十一月揆初記”（葉景葵：《趙尚書遺稿題跋》，葉景葵撰、柳和城編：《葉景葵文集》中冊，第944頁）。這份寫于1946年的題跋道出了趙鳳昌彙集趙爾巽詩稿，打算刊印的顛末。只是因趙鳳昌去世、其子趙尊岳出任偽職被捕，終極詩稿未克出書，以底稿的情勢被保留上去。
四
經由過程上文對葉景葵等合眾藏書樓同人加入我的最愛、收拾“趙爾巽遺稿”的史事訂正，可以提醒這批文獻的進躲顛末、收拾情況以及源流情形。上海藏書樓躲“趙爾巽遺稿”中的《盛京軍署秘密函電稿》《趙尚書遺稿》《趙尚書奏議》《趙尚書電稿》四種文獻最後由趙氏的親信幕僚葉景葵保留。合眾藏書樓準備時代，作為開創人的葉景葵捐出上述文獻，同人隨即著手收拾體量最為宏大的《趙尚書奏議》，前后共收拾了九輯，收拾時光前后跨越近十年，構成了現在所看到的《趙尚書奏議》的基礎形狀。不外，現在所見之《趙尚書奏議》并不同等于葉景葵保留的《趙尚書奏議》，合眾藏書樓同人在收拾的經過歷程中亦努力于挖掘、整合新材料，例如第七輯即于1940年從趙爾巽後妻處獲得，第九輯及“趙尚書奏稿專件”于1947年從趙氏青島故居處取得。除此之外，上海藏書樓躲“趙爾巽遺稿”中另有兩類體量較小的文獻。單卷本的《趙爾巽電稿》由顧廷龍于1940年聯絡燕京年夜學藏書樓抄寫館躲外務部電檔所得。《趙尚書遺稿》由趙鳳昌編錄，交由葉景葵保管，底本打算刊印，卻因趙鳳昌過世、趙尊岳被捕而流產，遂以底稿情勢傳播至今。別的，單卷鉛印本《趙爾巽奏稿》和76卷的《趙尚書電稿》雖躲于上海藏書樓，但應該不屬于合眾藏書樓時代征集、收拾的“趙爾巽遺稿”。
（附識：在本文的寫作、修正經過歷程中，筆者蒙西南師范年夜學汗青文明學院李皓教員、復旦年夜學汗青學系王思雨同窗、浙江年夜學古籍研討所廉皓晨同窗指導、提醒很多，特此稱謝，文責由筆者自信）。